引用手機大數據的兩難
今次新型冠狀病毒源自武漢爆發，當地市民往往會備受關注，甚至成為眾矢之的。網上便有一篇文章，題為《武漢人是否還應該有隱私》，訴說不少武漢回鄕民眾的家庭地址、身份證號碼以至手機號碼也在社交媒體上廣傳，變成「公開被線上追殺的通緝令」。
這樣公然洩露他人個人私隱的做法固然不正確，其輕視的態度更令人擔憂，尤其是在疫情嚴峻之下，有關當局對保護個人資料和維持公共安全兩者更需小心處理，以免陷入兩難局面。
被喻為史上最嚴的私隱條例、歐盟的《一般資料保護法》（GDPR）卻指出，在人道救援上，如需監察傳染病和天災人禍，便不用徵求數據主人的同意。而且，即使把數據匿名化和整合，個人私隱能否得到保障，仍存有變數。科學期刊《自然》的文章指出，只要有四個以上的數據點，個人資料依然有機會被辨識出來。
因此，美國耶魯大學研發員Nathaniel Raymond便擔心，若公私營機構使用手機數據不當，有機會令數據落入販運人口集團手中，變相幫助不法分子識別亟待救援的災民，所以他極力提倡要制定一套完善的手機數據使用指引。
內地傳媒近日就引用百度地圖的遷徒大數據，分析了武漢500萬市民在一月封城前兩星期，前往了哪些地方，包括內地城市、港澳東南亞等。而這些分析只使用整合的數據（aggregated data），並沒有涉及個人私隱的問題，值得參考。
越來越多人認同手機位置數據在防控和預測傳染病的價值，全球流動通訊系統協會（GSMA）也有一個「大數據為公益」（Big Data for Social Good）的倡議，鼓勵手機網絡商無私地和政府、公營醫療機構分享手機數據，以協助應對天災人禍。希望香港政府在研究使用手機位置數據抗疫的同時，也能夠顧及個人私隱，以減少公眾疑慮，這樣推動未來智慧醫療發展，方可邁步向前。
鄧淑明博士
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及工程學院計算機科學系客席教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