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靠政府不如靠自己 商界校友自發助 Startup
科創前路系列2Ecosystem回饋篇
香港在培育創新科技創業的土壤裡，關於經驗傳授的生態系統發展仍未成氣候。科技界似乎早已察覺不能靠政府主導，於是陸續有企業及大學校友站出來，自發組織構建科創生態系統，把寶貴的經驗與人脈授予創業新手。來自三個世代的創新科技創業家：一個於9年前讀大學期間創業，兩度失敗後終闖出一片天；另一個則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白手興家，現在致力提攜後輩；亦有新世代創業家於去年乘著創業風潮而起，獲多方支援。三代創業家於不同時代打江山，從他們的故事，不但見證本港科創的發展史，亦成為業界未來的引路明燈。
現為企業開發手機應用程式公司四方創意行政總裁的鄧泰霖，就是那位於9年前大膽創業的小伙子，如今他的發展終見成就，在觀塘租用逾千平方呎的辦公室，連同廈門、台北兩地，團隊成員150人，公司客戶為大機構如TVB、利豐、海洋公園及AIA等；創辦翌年(2011年)又打入美國矽谷最具影響力雜誌《Red Herring》亞洲100強，是當年唯一上榜的香港手機應用程式公司；前年更達成一宗矚目的交易──旗下手機遊戲「木桶忍者」(左圖)，獲一家上市公司以3,000萬元收購內地經營權。把今天的鄧泰霖與昔日兩度創業失敗相比，可謂大相逕庭。
倒帶至2007年，鄧泰霖就讀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1年級，年紀輕輕已斗膽與朋友創業，經營教育介紹所，可是未夠1年就結束，更甚是令他蝕到欠債，要停學1年打工還錢；然而，他的創業精神不死。2010年，他到南京大學交流期間，與該校教授合作創辦論文交流平台，未料投資者撤資，令鄧泰霖再度創業未竟。及至翌年，終與3位志同道合的拍檔成功創業。
兜兜轉轉才找到機遇，鄧泰霖認為，如果當年有前人指點，他或許不用行那麼多冤枉路，「即使預了衰咗(創業失敗)，起碼都有人問，可以預計到最差的後果是怎樣，那其實已經差很遠」。他的經歷，反映創業初期，除了資金，人際網絡亦佔初創企業生態系統重要一環。
台灣民間起動 成當地科創龍頭
不過在這方面，鄧泰霖卻直言「香港仍未準備好」。
他舉例台灣，在推動科技創業上雖曾落後，但幾年前卻由民間自發構建科創生態系統，當地著名博客Mr.Jamie於2010年創辦AppWorks，成為協助初創企業的accelerator(加速器)，如今已成為當地科創界龍頭，在推動創新科技創業上發揮很大作用。至於香港，鄧泰霖指，縱有民間發起，但幾年前起步時較常見的只是co-workingspace(共用工作空間)，主要是以較低廉的租金出租工作空間及舉辦活動與講座等支援，至近年才有商界企業參與，成為科創的incubator(孵化器)及加速器。
除了商界，大學亦積極建立科創生態系統，像鄧泰霖的母校──科大，「現在實際的協助在network(人際網絡)上，他們會幫你聯繫很多方面，就連找尋投資者也會協助，而且近年多了校友創業成功，校友會Alumni 1st最近亦成立了Entrepreneur Circle(創業圈)，變相大家很易識到創業的校友，當大家有需要時，師兄弟之間都可互相幫忙」。
人脈關係 薪火相傳
在科創圈子裡，人脈的重要，除了建立關係，亦是經驗的傳授，像地理資訊系統(GIS)公司Esri創辦人及主席鄧淑明便是一分子。她回想20年前創業艱難，「無人幫，政府無政策協助，亦無任何funding或各種支持，我因此走了很多彎路，也浪費了很多時間」。
1996年，鄧淑明原本學教書， 收入穩定又有舍，卻毅然出來創業，皆因發現尚未被開發的電子地圖領域，惟當時社會科創氣氛欠奉。至2002年，數碼港成立，公司成為初期進駐租戶，鄧淑明響應政府要將數碼港發展成資訊科技的旗艦，遂與其他租戶組組織，以協助新租戶，那形容為薪火相傳，現在回看實為科創生態系統的雛形。如今鄧淑明的公司已發展成熟，遂希望可繼續為行業貢獻。她想到自己所擁有的是經驗與人脈，除了積極接受任何與科創有關的項目邀請擔任導師外，亦於年多前以公司名義成立初創企業計劃，期間在美國已支援了逾300家科創企業，至於香港，為司機找尋車位的應用程式公司 TingPark，最近成為首家獲該計劃支援的科創企業。
政策推動 幸運受益者
TingPark創辦人兼行政總裁蕭銘漢，去年與兩名拍檔創業，構思獲得不少認同與支持，不單止Esri，還有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(CCMF)的10萬元資助，亦成為英菲尼迪(Infiniti)與本地創新投資培育機構Nest聯合揀選的創業加速項目，以及入選太古地產blueprint創業加速計劃。
對於獲得如此多支援， 蕭銘漢亦自言他們是「幸運的受益者」，「見到香港愈來愈多大公司支持startup，令我們亦得到大公司的管理或人係，也因這些公開的機我們可以接觸大集團內的mentor(導師)，對我們百利而無一害。還有政策上，例如以前沒有CCMF(2009年成立)，我們去年獲得資助，雖然不是很龐大的資金，但對於初創公司來說都是好事。
此外，創科局成立，雖然他們仍需要時間去推行政策，但比較樂觀的是，起碼見到有改變與進步，所以我覺得有希望」。
說到底，政府在科創界的位置仍然吃重，問題是要扮演甚麼角色。80後的蕭銘漢答得直接：「我覺得政府的介入，最好就是創造氛圍和規則出來，給我們這類創新公司去做。」具體來說，就是像新加坡或以色列政府般，前者在金融科技上的開放，後者則以共同投資者方式吸引商界投資，鄧淑明則在旁補充：「整個香港一定要行智慧城市(Smart City)這條路，應該由創科局去帶動，全世界都行緊，香港不能愈墮愈後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