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/06/14

靠政府不如靠自己 商界校友自發助 Startup - am73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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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靠政府不如靠自己 商界校友自發助 Startup

 

科創前路系列2Ecosystem回饋篇

香港在培育創新科技創業的土壤裡,關於經驗傳授的生態系統發展仍未成氣候。科技界似乎早已察覺不能靠政府主導,於是陸續有企業及大學校友站出來,自發組織構建科創生態系統,把寶貴的經驗與人脈授予創業新手。來自三個世代的創新科技創業家:一個於9年前讀大學期間創業,兩度失敗後終闖出一片天;另一個則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白手興家,現在致力提攜後輩;亦有新世代創業家於去年乘著創業風潮而起,獲多方支援。三代創業家於不同時代打江山,從他們的故事,不但見證本港科創的發展史,亦成為業界未來的引路明燈。

現為企業開發手機應用程式公司四方創意行政總裁的鄧泰霖,就是那位於9年前大膽創業的小伙子,如今他的發展終見成就,在觀塘租用逾千平方呎的辦公室,連同廈門、台北兩地,團隊成員150人,公司客戶為大機構如TVB、利豐、海洋公園及AIA等;創辦翌年(2011年)又打入美國矽谷最具影響力雜誌《Red Herring》亞洲100強,是當年唯一上榜的香港手機應用程式公司;前年更達成一宗矚目的交易──旗下手機遊戲「木桶忍者」(左圖),獲一家上市公司以3,000萬元收購內地經營權。把今天的鄧泰霖與昔日兩度創業失敗相比,可謂大相逕庭。

倒帶至2007年,鄧泰霖就讀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1年級,年紀輕輕已斗膽與朋友創業,經營教育介紹所,可是未夠1年就結束,更甚是令他蝕到欠債,要停學1年打工還錢;然而,他的創業精神不死。2010年,他到南京大學交流期間,與該校教授合作創辦論文交流平台,未料投資者撤資,令鄧泰霖再度創業未竟。及至翌年,終與3位志同道合的拍檔成功創業。

兜兜轉轉才找到機遇,鄧泰霖認為,如果當年有前人指點,他或許不用行那麼多冤枉路,「即使預了衰咗(創業失敗),起碼都有人問,可以預計到最差的後果是怎樣,那其實已經差很遠」。他的經歷,反映創業初期,除了資金,人際網絡亦佔初創企業生態系統重要一環。

台灣民間起動 成當地科創龍頭

不過在這方面,鄧泰霖卻直言「香港仍未準備好」。

他舉例台灣,在推動科技創業上雖曾落後,但幾年前卻由民間自發構建科創生態系統,當地著名博客Mr.Jamie於2010年創辦AppWorks,成為協助初創企業的accelerator(加速器),如今已成為當地科創界龍頭,在推動創新科技創業上發揮很大作用。至於香港,鄧泰霖指,縱有民間發起,但幾年前起步時較常見的只是co-workingspace(共用工作空間),主要是以較低廉的租金出租工作空間及舉辦活動與講座等支援,至近年才有商界企業參與,成為科創的incubator(孵化器)及加速器。

除了商界,大學亦積極建立科創生態系統,像鄧泰霖的母校──科大,「現在實際的協助在network(人際網絡)上,他們會幫你聯繫很多方面,就連找尋投資者也會協助,而且近年多了校友創業成功,校友會Alumni 1st最近亦成立了Entrepreneur Circle(創業圈),變相大家很易識到創業的校友,當大家有需要時,師兄弟之間都可互相幫忙」。

人脈關係 薪火相傳

在科創圈子裡,人脈的重要,除了建立關係,亦是經驗的傳授,像地理資訊系統(GIS)公司Esri創辦人及主席鄧淑明便是一分子。她回想20年前創業艱難,「無人幫,政府無政策協助,亦無任何funding或各種支持,我因此走了很多彎路,也浪費了很多時間」。

1996年,鄧淑明原本學教書, 收入穩定又有舍,卻毅然出來創業,皆因發現尚未被開發的電子地圖領域,惟當時社會科創氣氛欠奉。至2002年,數碼港成立,公司成為初期進駐租戶,鄧淑明響應政府要將數碼港發展成資訊科技的旗艦,遂與其他租戶組組織,以協助新租戶,那形容為薪火相傳,現在回看實為科創生態系統的雛形。如今鄧淑明的公司已發展成熟,遂希望可繼續為行業貢獻。她想到自己所擁有的是經驗與人脈,除了積極接受任何與科創有關的項目邀請擔任導師外,亦於年多前以公司名義成立初創企業計劃,期間在美國已支援了逾300家科創企業,至於香港,為司機找尋車位的應用程式公司 TingPark,最近成為首家獲該計劃支援的科創企業。

政策推動 幸運受益者

TingPark創辦人兼行政總裁蕭銘漢,去年與兩名拍檔創業,構思獲得不少認同與支持,不單止Esri,還有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(CCMF)的10萬元資助,亦成為英菲尼迪(Infiniti)與本地創新投資培育機構Nest聯合揀選的創業加速項目,以及入選太古地產blueprint創業加速計劃。

對於獲得如此多支援, 蕭銘漢亦自言他們是「幸運的受益者」,「見到香港愈來愈多大公司支持startup,令我們亦得到大公司的管理或人係,也因這些公開的機我們可以接觸大集團內的mentor(導師),對我們百利而無一害。還有政策上,例如以前沒有CCMF(2009年成立),我們去年獲得資助,雖然不是很龐大的資金,但對於初創公司來說都是好事。

此外,創科局成立,雖然他們仍需要時間去推行政策,但比較樂觀的是,起碼見到有改變與進步,所以我覺得有希望」。

說到底,政府在科創界的位置仍然吃重,問題是要扮演甚麼角色。80後的蕭銘漢答得直接:「我覺得政府的介入,最好就是創造氛圍和規則出來,給我們這類創新公司去做。」具體來說,就是像新加坡或以色列政府般,前者在金融科技上的開放,後者則以共同投資者方式吸引商界投資,鄧淑明則在旁補充:「整個香港一定要行智慧城市(Smart City)這條路,應該由創科局去帶動,全世界都行緊,香港不能愈墮愈後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