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締造「機會之城」的天時地利人和
身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近期我深感「冰火兩重天」的滋味。一方面，國家主席在香港每日染疫宗數上千的時候，仍然親自蒞臨回歸25 周年慶典，清晰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重視；另一方面，《明報》透過分析教育局的統計數據，估算去年一年內中小學生流失了2.5 萬人，折射出移民潮未有平息迹象。
移民帶走了人才和資金，這無疑打擊一地的社會和經濟發展。這一波移民潮有多少人離開仍是未知數，移民潮從來難以遏止，但即使如此，仍有六七百萬人不打算或沒有辦法移民。
如果我們能致力把香港打造成一個充滿機會又宜居宜業的地方，不單提升市民生活質素，也有利吸引外來人才甚至港人回流。締造下一個25年的理想香港，需要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。以下是我的構想。
天時：在10 年內把創科產業佔本地生產總值（GDP）比重提升到兩成。
儘管過去幾年政府已投入逾千億元，香港創科產業在2020年佔GDP僅1%，與金融、貿易物流業分別佔兩成不可同日而語。
在全球創科競爭激烈的今天，想大幅提升相關產業佔GDP 的比重，看似天方夜譚，但深圳去年數碼經濟核心產業貢獻該市GDP 約三成，拉動全市經濟總量達到3萬億人民幣的水平，而且預期該產業未來幾年會持續增長。
引入大型科企 促進產業生態
去年發布的「十四五」規劃，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。香港有中央的強大後盾，想顯著提升創科佔GDP比重，並非不可能。
捷徑之一是引進中外大型科技公司落戶，短期內促進本地創科產業生態發展。這既有利本地初創企業和產業發展，也可為本地人才提供優質就業機會及吸引國際專才。
美國得州首府奧斯汀年前成功吸引軟件巨企 Oracle把總部由加州搬遷過來，現在該市更是許多大型科技公司的分部所在，包括Google 、蘋果、亞馬遜、facebook和SpaceX等。團結香港基金的研究亦指出，上海和波士頓通過引進大型科技公司落戶這種「錨機構」（anchor institutions）的模式，打造了本地初創企業和產業的良好發展環境。
此外，提高學術及科研（ R&D ）投資到佔 GDP 1.5% 水平是必不可少，香港也應主動牽頭與大灣區內的先進平台和設施合作，共同建立跨境大型生物科技研究機構，共享龐大資金和先進設施，推動跨機構及跨學科合作。
同時，香港要發揮醫療科技的強項及聯通中外的國際化優勢，進一步推動國家在前沿生命健康領域的科技突破。這些都能長期鞏固和發展本地的創科實力。
地利：香港深圳融合一體，改寫香港歷史的重大契機。
港深同城應該是大勢所趨，而黏合兩地的，非面積相若4個港島的北部都會區莫屬。回歸以來香港深受高地價影響，令成本上漲，窒礙了多元化的產業發展。大家都覺得買樓收租等樓價升已可「穩坐釣魚船」，毋須投資在回報期長又高風險的創科上，因此眼白白看着毗鄰的深圳在過去20多年高速蛻變。
藉着與深圳融合，香港的金融和專業服務跟內地創科產業可以更緊密連接，增加未來優化空間。過去香港側重西鐵、東涌及西九，帶動沿線經濟發展，現在國家投放資源於前海和大灣區，因此香港的發展重點便轉移到新界北區及西北方，與深圳只是一河之隔，距離比尖沙嘴和中環更近，方便深港人才結合，創造更完善的產業鏈，有助將科研落地恒常化，發揮大灣區潛力，再放射到全國其他省份。
智慧規劃北部都會 建跨地域創科生態圈
而關鍵之一，是透過智慧規劃發展北部都會區多元產業的同時，又大量增加住屋供應，既幫助經濟發展，又能夠壓抑樓價，提升市民尤其年輕人的職住平衡和歸屬感。這能實際改善民生，顯示出政府把市民福祉放在第一位。其中不可或缺的是，以公共交通配合工商業和住宅等多元土地運用，減少居民的舟車勞頓，又促進可持續發展。
一方面，北部都會區既會有新田科技城，又可連通南山和深圳的科創園區，加上引進的海外和內地企業，大大有利建立一個跨地域創科生態圈，提供充裕的就業機會。另一方面，香港四大產業之一的物流業主要分散在新界，現時受限於土地不足難有進一步拓展。透過整全思維和更好的土地規劃，可促進產業邁向現代化，擴大現存優勢。
此外，政府預期該區會提供90 多萬個住宅單位，容納約250 萬人居住，是目前香港人口的三分之一。而當中應有部分類似「創新斗室」（InnoCell）的設計，以低於市價為創科園區本地和海外員工提供一定年期的廉價住宿，有助招攬並留住科技人才。
人和：向上流動機會源源不絕，僱傭雙方增強彈性。
新冠疫情打亂不少地方的僱傭狀况，在失業率從高峰回落的同時，不少公司埋怨人才短缺。
據報包括希爾頓在內的許多連鎖酒店，已將執房等客房服務由每日改為住客自選。香港金融發展局亦表示，截至今年3月底，去年度員工流失率逾五成，不少員工轉職至其他研究組織或私人市場。有國際招聘公司去年11月調查267個金融機構，發現83%被訪機構在過去一年都有人手短缺，超過一半指員工被同行挖走。即使平均年薪達40萬美元的投資大行如高盛也有此問題。為什麽？
彈性工作模式留住人才
今天的年輕人無疑較上一代對工作和生活有更多要求，他們不單關心薪酬（《經濟學人》引述一名華爾街資深銀行家的直白：「年輕人說他們不太關心人工，但他們絕對關心對面街的銀行是否付出更多。」）；也同時關心工作與生活的平衡。
因此在「後新冠」時期，企業要挽留人才，應考慮彈性上班時間及混合工作模式，即一星期有一至兩天在家工作，不過最好只限新入職超過一至兩年的員工。放眼香港和海外，近年亦有不少大企業以此留住人才。政府也可以針對相關工種提升免稅額，如租金及人工方面，鼓勵企業過渡到此新常態。
不過長遠而言，我們要繼續提升年輕人的多元智能，令他們更易發揮所長。當未來香港和深圳真正融合，香港的創業和創科氛圍日益興盛，加上大灣區機遇處處，香港如以往般吸引全球人才及移民回流的情况，便指日可待了。
鄧淑明博士
香港大學工程學院計算機科學系、社會科學學院地理系及建築學院客席教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