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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據管治重中之重：培養機構文化
今年5月公布的「全球數據指標」（Global Data Barometer），香港在「管治」（governance）方面評分特別不濟，細項「數據管理框架」更被評為零分！這個「指標」研究為期兩年（2019至2021年），以四大支柱：管治、能力、可獲取程度、使用及影響等，來評估全球109個國家和經濟體。
香港有這樣的評分，相信與本港在開放數據缺乏強力的領導和清晰的方向有關。早在2016年，智慧城市聯盟（SCC）已向政府呈交發展建議，指出必須設立一個高層次的部門，專責為開放數據把關。該部門既要說服政府內部「digital by default」（即開放數據並附「應用編程介面」API作為指定動作），又要協調重要任務，包括數據標準化，以及制定數據定義、收集和處理的機制；更要審核技術開發、數據使用，特別是個人隱私保護的相關法規，並檢視相關法例兼制定實行時間表等。
由於任務繁重，我建議政府設立一個「首席數據官」（Chief Data Officer，簡稱CDO）職位，但5年下來，CDO完全未見蹤影。特首如果要繼續發展智慧城市，就要踏出此關鍵的一步。
除此以外，作為政府骨幹的公務員，如何提升他們的數據素養，令決策以數據和實證為基礎也不可或缺。
美國國務院去年9月發布的《機構數據策略》（EDS）可以參考。文件提到如何改善公職團隊的數據觸覺，包括要通過分析加速決策、建立以任務為本的數據管理，以及加強機構數據治理，而重中之重，是培養機構文化，即上下整體對待數據和數據分析及應用的態度。
新加坡政府在2020年12月發布的《數碼政府藍圖》，也指政府要把目前的營運模式，改變為以數據驅動的文化和架構，傳統的IT團隊需要發展成為數碼和數據團隊，擴大數據工作甚至分析範圍。
員工除了要具備基本的數據技能外，更要有意識把數據扣連到實際環境應用。初期大家都是先有具體的難題，然後嘗試從數據中找尋答案，於是整個數據搜集和分析過程都圍繞着預定的難題，並以此衡量和驗證解決方案是否切實可行。逐漸，這種以數據為決策依歸的態度滲入日常。例如負責人事管理的部門，在招聘、挽留、培訓、獎勵過程中，全以數據決策，可避免不自覺的偏見。
機構文化是一套約定俗成的行事方式，要改變可能相當艱巨，這有賴上行下效，加上適當的獎勵和設定硬指標，才有望扭轉形勢。
鄧淑明博士
香港大學工程學院計算機科學系、社會科學學院地理系及建築學院客席教授